冲突意味着行动者彼此之间就他们所看重的事物进行争斗。凡有争斗出现之处,就会有赢有输,又或者是,在大多数情况下,有些人可以更多地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。一旦出现短缺状况,冲突就会发生:因为东西不够人手一份,没有人能够得到他或她所想要的。如果有人垄断了社会中有价值的东西,其他人望尘莫及,同样会引发冲突。不管是在哪种情况下,只要有人聚集了有价值的财产而其他人则一无所获,结局就会是短缺和不平等的分配。
理解权力的角色可以最好地解释冲突中的胜利。胜出一方必然比其反对者拥有更多权力,从而能在这场互动中获胜。这种权力也有可能是个人的(比如,基于他们的智慧、力量、魅力、武器或财富)。但在更多情况下,冲突双方都是组织、群体或社会,它们通过各自的优势权力获胜(如更高的效率、更多的人口、成员更强烈的忠诚、更先进的技术、更卓越的领导、数量更多的武器或更雄厚的财力)。
当一些人在冲突中获胜后,他们就能比其对手更好地达成目标。通常,他们会在胜利的基础上巩固自身优势进而获得更大的权力。最终,这些获胜者就创造了一个不平等的体系;在这一社会结构中,他们处于最顶层,文化和制度都被用来保护他们。这一不平等体系可以帮助他们(以及他们的群体和子孙后代)继续占据这一优势定位。由此胜利被制度化,即它们会按照社会运转的方式得以确立。胜利者创造了一个能够保障他们后续胜利的体系。
在人类历史上,由于男人获得了更高的定位,所以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冲突也就可想而知。当欧洲人来到美洲大陆后,印第安人被战争和疾病摧毁并被赶入保留地,于是一个不平等体系就在美国建立起来。企业家与力图保护工人的工会斗争,他们之间的冲突导致劳动效率下降。每个社会中都会有冲突,也都会有胜利者,它们的结果就是建立起种种不平等体系。
有三种冲突是必需的:第一,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身份认同的群体走到了一起;第二,对稀有资源的争夺或者是一个群体有机会剥削另一个群体(这两者都会引发冲突);第三,一个群体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多权力,并能在冲突中成功地发挥作用。
当然,这并不是说那些获胜者就一定是邪恶的和自私的,但可以肯定的是,大多数成功者都有动力去维护那个让他们成功的世界。
劳动分工、经济因素、组织中的寡头政治、有意识创造的结构、社会分层、社会冲突,是它们造就了不平等。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诱因,那就是私有财产,即持有我们所赢得的一切这一权利。
权力、运气和能力会带来不断累积的财富和其他特权。如果可以平等分配有价值的东西(如特权),社会冲突就会大为减少,不平等也不会变得如此制度化和持久化。但马克思提醒我们:在私有财产制度存在的情况下,不可能做到平均分配物质产品。人们可以拥有他们能得到的一切,但人们不再只满足于其自身基本需求,他们逐渐渴求得到他人所拥有的特权和权力。
对此法国思想家卢梭有生动的描述:“谁第一个圈出一块土地,大言不惭地说‘这是我的’,并且找了些傻乎乎的人相信他的话,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人。假如有人拔掉木桩、填平沟壑并向同伴大声呼喊:‘不要忘了这片土地上的果实是属于大家的,这片土地不属于任何人!’这个人该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、战争、杀害,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!”
如果每个人都拥有每样事物,如果每个人对物质都享有和他人一样多的权利,不平等就会被淡化。但在绝大多数社会和其他社会组织里,私有财产都是存在的并被人珍视。胜出的人能够积累特权,如奴隶、土地和金钱等,这些东西通通变成他们的,其他人拥有的则要少得多。韦伯把这种特权称为生活机会,它们包括行为者因其在社会或社会组织里的定位所获得的一切好处,如收入、住房、办公空间、健康保障和教育机会。因此,我们在权力(我们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)和特权(我们得到的好处)方面也就变得不平等。
特权的不平等起源于劳动分工。雇主比雇员挣得多,医生比护士挣得多,摇滚明星比老师挣得多。为什么会这样?显然,在劳动分工中占据优势定位的人,处在能够增加他们自身特权最有利的位置上。工厂老板比其他人拥有更多权力(和更多机会)去增加他们在社会中所能获得的。那些占据次要优势定位的人要想增加他们的特权,只能是通过重新组织和从位居其上者那里多分得一杯羹。
冲突、权力的使用、胜利和特权(私有财产)都会带来不平等。由于私有财产的存在,个体能够将他们积累的东西固化并逐步扩大。外科医生、摇滚明星和企业高管,由于在劳动分工和社会冲突中占据有利地位,所以他们挣的钱就比普通工人和护士等要多得多。随着特权被聚集在一小撮个体手里,这些人也就拥有了更多的权力。财富代表权力和特权;财富越少,权力越小,进而也就越难获取自身利益,而且还经常会被剥削和解雇,甚至一贫如洗。他们没有特权,没有权力,他们所处的定位上几乎什么都没有。
权力与特权紧密相连:更多的权力能够带来更大的特权,更大的特权则能带来更多的权力。不平等体系永久存在,长久的优势会影响更多的特权,进而带来更多的权力......如此循环往复。
权力和特权会带来声望,反之,声望也会影响权力和特权。声望具有主观性,它是对所处定位的荣誉感和耻辱感。声望建立在他人的评价之上,什么更有价值:男性还是女性?白人还是非白人?富人还是穷人?专业人士还是蓝领工人?总统秘书还是副总统秘书?天主教徒、新教徒、穆斯林还是无神论者?人们把最高的声望赋予高级主管,把无家可归者视为社会的耻辱。军官比士兵拥有更高的声望,富人与穷人之间也是同样道理。
权力、特权和声望,它们之间的不同在彼此的交互作用下建立了一个不平等的体系。这三者都来自劳动分工、社会分层、社会冲突和私有财产的权利,它们大部分时候都是紧密相连,所以在一个领域里具有的优势也会延伸至另一个领域。造成不平等的最后一个因素则是长时间的不平等的权力、特权和声望。
不平等来源于劳动分工、社会冲突、社会分层和私有财产制度。劳动分工在社会中创造了优势地位并形成了等级制度。社会冲突带来了成功者和失败者,让成功者能够建立和保护他们在社会上赢得的位置。私有财产制度则创造和鼓励了不平等的特权,并让那些摄取高位者通过劳动分工、社会分层和社会冲突(或三者兼有)来聚集财富并保护他们的定位,将积累的一切传给他们的孩子,在他们所处的位置上获取权力、特权和声望。不平等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有许多原因。处在社会顶层的人联手保护它并使之持续存在。
社会制度捍卫和延续了这一不平等体系。在一种认为不平等是正当的文化中,对人们进行社会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;能成功地对人们进行社会化,就是让他们去学习和接受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。最后,武力有时也会被用来保证社会结构不遭破坏。
有一些不平等可能是无法避免的,人们必须努力阻止它们的出现;因为一旦出现,就得付出更多努力去控制它们。米歇尔斯声称,有领导者的组织会不可避免地发展出一个不平等体系,最终想要根除该体系会变得异常艰难。马克思相信,只要消灭资本主义,社会就会迎来平等,但20世纪发生的一切并未证明他的观点。事实上,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,在苏联或古巴等消灭了私有财产的国家,仍然出现了一个稳定的不平等体系。该体系不仅建立在财产所有权上,而且也建立在政治领导权、职业和对财产的控制权上。
声称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,并不意味着人们就要无条件地接受贫困和苦难,或者是就要容忍独裁暴政。对所有人来说都存在的一个问题是:在社会或组织中可以容忍多大程度的不平等?有多少不平等是必要的?有用的?民主的?人道的?道德的?意识到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,也意味着那些致力于追求平等原则的人重任在肩,因为我们的社会对不平等体系太过鼓励,太过包容。就这一点而言,平等就像自由,绝非理所当然的存在,只有永远保持警惕,平等才是可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