线中解脱出来,拥有巨大的致富热情和劳动人口,光这还不够。如果光人多,与非洲就没差距了。关键是,我们劳动力素质高。中国一半以上劳动人口都有中学以上教育经历,这可是工业化必备的劳动基础,这个素质是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比较不了的。中国还有完整的工业体系,这也是所有非洲国家比不了的。你想想,用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素质,给发展中国家的工资,这劳动效率和成本,就造成了巨大优势。林毅夫教授把这个优势做了个总结,叫比较优势论,目前在学术界,这个理论热度不小。”
比较优势论,与市场差异化竞争,当它们碰在一起的时候,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改变。在这个改变中,王班长只不过是千百万冲锋队中的一人,妍子随后的发言就是证明:“其实,我们温州,已经有好多人到国外去了。非洲是一部分,还有东欧,还有俄罗斯,还有的在欧洲巴黎、意大利,按这个理论,他们都是在差异中找商机,在比较优势中发财。”
学得快,悟得快。对于赚钱的理解,妍子不需要学习,这只是她的本能。
妍子的话总是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,她是成功者,来自于一个盛产成功者的地方。小苏说到:“温州人,盛产英雄。我记得,我老家那穷的位置,在我小时候,就有温州人去做小生意。现在满世界跑,天生就是做生意的人种。什么原因呢?”
妍子不回答时,我得硬答,老公的责任要扛在肩上:“我估计,温州这地方人多地少,必须出来找饭吃,这是逼的。另一方面,靠近江浙,工商业有传统,上海金陵,历史上与乡间的差距巨大,他们善于找市场差异。他们是中国最负盛名的行商,善于在坐商与官商之间,寻找利润。”
妍子崇拜地看着我,她没有理论,我在她眼中,就是理论家。
但是今晚最闪亮的女人,不是高高在上的然然,也不是成功证明的妍子,而是小苏的老婆,要说原因嘛,秘密在她的大肚子上,她一个人说话,思维的估计是两个人。
“我觉得,王经理还有个特点,大家注意过没有,反正我家小苏也有些这个特点,就是善于了解需求。”她这一说,我和李茅不约而同地想到另一层去了,盯着小苏看,小苏没明白过来,妍子明白了:“你们男人,就爱乱想,人家是讲的了解顾客和市场需求,不是了解女人。”
笑声这才放肆出来,然然有点脸红,小苏老婆倒不在意:“你们想,他们都是从底层出来的人,也见过一些市面,善于设身处地观察别人的需求,善于耐心沟通了解别人的愿望,善于通过小事情来测试市场的变化。这是他们的优点,你们不要笑,我说的是真的。就拿现在我们卖的手机来看,你们总认为黑白灰银几中颜色才是销量大的设计,但是我家小苏非要让厂里设计一些红绿蓝的彩色外壳,而且可以互换,这是为什么?不为什么,因为我们原来都有过喜欢艳丽色彩的经历。我们打工时,我们的老乡们在外地时,住工棚、整天上班加班,生活单调灰暗,需要用色彩来调节,弥补。美是什么?满足并改善生活,就是美。对不对?小苏懂,王经理懂,我也懂,因为,我们本身就是从那个消费层次过来的人。”
她这一说,大家都理解,穷过的人,理解穷人。乡村杀马特,也有一颗向上的心。
李茅此时估计被触动了:“要说差异化,要说草莽英雄,我们这个行当也是。计算机技术起源于西方,我们要跟他们拼机器语言、芯片设计制造、基础软件架构,还不行。从基础上不行,我们就不行了吗?我们从应用端入手,从功能实现上发力,不也是一种创新?我们崭时产生不了伟大的数学家和计算机伟大革命,这需要积累和时间。但我们国家近些年毕业了多少理工科大学生,这数量巨大的工程师预备队,难道在工程技术领域内,不可以和西方进行差异化竞争吗?阵地战不行,难道不可以变为运动战和游击战吗?战争不一定是对称的,也可以非对称。”
我就烦李茅,举例说明专业问题,非要扯上他并不专业的战争。但他讲得气宇轩昂、鼓励人心,总体上也是可以鼓掌的。然然的支持有限,但在我们心中,李茅也算是草莽英雄之一了。
虽然是研究他的婚礼,这酒席的主题已经改变。李茅仿佛对草莽的定位感兴趣,估计他的内心中,也有英雄主义情结。这是我学心理学后,喜欢观察的角度。
“庄哥,你是搞文化和哲学的,在你看来,草莽英雄涌现的时代,究竟是好还是坏?”
这个问题太大了,但我得回答,因为这个比较靠近我的强项。但谦虚为先:“李茅不要跟我扣帽子,说我是搞哲学的,我只是爱好者。我真实的身份你们也清楚,与这关系不大。”
小苏是好事者,他要挑起话题:“庄哥,你现在对自己的定位改了吗?让我猜猜,你现在定位的真实身份:是股东?我们三人都是股东,没有独特性;是工厂主?算是,温州那个厂,你经营得不错。但是,毕竟开创者是妍子的父母;是算命的人?街头多的是,只不过你多看了几本书,算得准些而已;是生意人?我们都是生意人,这个排除。算了,你自己说,你定位是什么。但是,条件是:必须是你自己最独特的定位,不能跟别人重合。”
他这明显是挑事,当然也是为了把大家关注的目光,向我身上吸引。
“我是高妍的老公。”当我说完这个定位后,李茅说我有点耍赖,小苏苦笑但无法反驳,另两个女人意味深长地看着自己的男人,只有妍子,在扫视了在座的表情后,嗔怪和骄傲同时在她的目光中闪现,满意极了。
还得回答李茅的问题,他又将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到问题本身。
“从中国最古老的思想家老子的学问来说,英雄辈出的时代,是最不好的时代。比如春秋五霸的时代、五胡乱华的时代、三国纷争的时代,一直到近代的中国军阀割据的时代。所以,老子说:绝圣弃智,天下太平。”
“那就是不好哟”李茅急于得到结论。
“在那个时代,是不好的。为什么,这个结论绝对适合中国农业社会。农业社会,在人口与土地关系上来说,是一个超稳定结构,如果要是这个稳定结构被突破,就是天下大乱的时候到了,就会出现大量圣人和英雄的出现。圣人在寻找道路,英雄在闯出道路,总是,是原来的道路被破坏的产物。这对农业社会的政治家来说,要极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,因为,这意味着政权失控。为了做到这一点,政治家发明了一套办法。用科举制度,来规范或者说是扼杀聪明人的创造力,大家知道,创造性有时也等于破坏性。用土地制度来束缚劳动力,让英雄没有产生的人力基础。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配合科举制度,让中国的超稳定结构延续了两千年,这也是控制英雄出现的制度。当然,也出了大量所谓英雄,本身就是贵族和节度史之类,这只不过是大政权与小政权的矛盾。但出现草莽英雄,就是最坏的时代了,陈胜吴广成草莽英雄与梁山好汉的原因是一样的,社会矛盾的极大逼迫,人活不下去,就反了,社会剧烈动荡,用鲜血和生命,重塑下一个平衡。”
李茅说道:“你这是个新历史观,我没听说过,果然是高手,庄哥,继续。”
“但是,在今天,逻辑变了。”我一说到逻辑这个词,然然的目光中也产生的光亮,我知道她熟悉这个。
“今天,我们中国第一次站在了工业化的起点上,甚至还不得不迎接信息化的到来。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经验的东西。我们为了保持稳定,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,但成效呢?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。为此,我们开始了改革,放开户籍、土地的限制,将读书人从单纯的国家分配工作导入到参与经济发展的事情上来,总之,是鼓励草莽英雄的产生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政府的决心简直是开天辟地,这是两千年来,中国政治家从没有干过的事,没有人敢干的事。虽然每个王朝的建立都或许是草莽英雄出生,但他们当政过后,就要压制和杀死这些草莽英雄,因为,他们是不稳定的源头。中国几千年来,无一例外。但今天,中国政府以极大的自信和民族责任感,冒着政治被威胁的风险,放开英雄的自由,让他们遍地闯荡,这得是多大的勇气?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勇气!邓公是最猛的英雄。”
“为什么这种英雄的产生,既推动了中国的发展,又没威胁政治呢?”李茅的问题已经非常尖锐了,得慎重回答。
“本来统治与被统治是一对矛盾,但是,只要找到了最大公约数,矛盾可以维持在动态平衡之中。”我在说这段话后停顿了一下,然后一字一句地说到:“这个最大公约数是:政府和人民都相信,我们能致富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