俗成,定下了集市日期(如逢农历尾数的1、4、7,或2、5、8,或3、6、9,作为集市日期)。农民每逢集市日期,不分男女老幼,都往镇里赶。在镇上工作的人,在这一天一般也不走,就留在镇上接待前来赶集的各村的重点户、村干部等人,给前来拜访的人倒茶送水、嘘寒问暖。这是乡镇干部很重要的工作。因为,你把他们伺候好了,实际上就给你自己开了一条生路:说不定哪天你就要下到乡下去,到了村里便有求于他们了。
许爱群深谙在赶集日接待村民,尤其是妇女、村干部的妙处。而且,她有一个小小优点,就是她在随机待人接物方面,在见人一面时还真像那么一回事,用一句时下体育运动比赛的行话来说,叫做“进入状态早”。见到来访的人,三言两语就把对方哄得像自己的亲姑姑、亲姐姐般受用。
中国的农民就是诚实,能记着别人的好,喝了别人一碗水,恨不得还人一瓶奶,是个有恩必报的群体。连**生前都赞不绝口,他老人家有点偏激地说,农民就是脚上有牛屎,也比知识分子干净。那北方深山老林夹皮沟长大的李勇奇,身兼工人和农民双重身份。他更是直截了当地说:“山里人说话说了算,一片真心能对天!”让听过他说话的人久久激动不已,以至不能入睡。
话说回来,当年许爱群热情接待前来赶集的山村群众,算把工作做到了点子上。久而久之,这许爱群还真受到不少人的好评,着实当了几年先进。后来,市妇女联合会把她作为会做群众工作的能手加以弘扬。
做群众工作,不就是政治工作;“能手”不就是老师、师傅吗?因此,也不用什么考评,她的第一个职称就是“政工师”。几年以后,论资排辈,连500字论文都写不出的她,自然就成了“高级政工师”。当然,那时没有成立职称评审机构,以至后来调入深圳时,深圳的人事部门也没办法确认其资格的有效性。
有一句话说道:月有圆缺。有人根据自己的不同理解,在这四个字的后面加上诸如:“人有祸福”、“手有长短”、“水有清浊”、“天有阴晴”、“路有曲直”,等等不同的词汇。其实,真还有点画蛇添足的味道。
话说当年许爱群凭着她那给赶集农民倒茶送水的手段,当上了半真半假的“高级政工师”和先进工作者,但在官场上却没有什么长进。这不能全怪别人,她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,跟她的小小优点真是一对难得的双胞胎:她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好,但与她相处久了的人,无不摇头。这在民主化逐渐风行的官场,当然很难找到位置了。因此,她仍然在小镇上当她的妇女干部,你要问是什么级别,若是说大一点是股级,若是说得正经一点,叫做工作人员。这种待遇,她当然不满意了!这不,穷则思变,不就在深圳见着她了吗!
一天,她真的到了王显耀办公室,对王显耀说:“王行长:我给你谈点我个人的意见。我俩都是共c党员,又是支委,有事揣在怀里很难受。”
王显耀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揣在怀里很难受,看着她,平静地问道:“什么事让你受委曲?”
许爱群说:“就是我个人的职级问题。”
王显耀说:“你说说你的看法、想法。”
许爱群说:“我是高级政工师,按照职级应该套处长的起薪点。说真的,要我当行长我不敢当,因为人家欺负我不懂业务。但弄个副行长还是有资格的吗!退一步说,没有行政职务,聘请我当个高级政工师也不见得不行吗!”
王显耀听出她是要官当、要待遇来了。心里想道:她提出的哪一条,如果真的给她落实的话,工资都比自己的高,看来得给她堵住。便说:“你当行长、副行长的事应该由总行任命。”
许爱群打断王显耀的话说:“你的意见也很重要哇!”
王显耀说:“现在的关键是以岗设人,不是以人定岗。我们的班子现在只是两个职数,弄多一个总行同意吗?职称的问题也是,总行在支行一级只聘中师,就是经济师、会计师、政工师、工程师什么的,你偏偏要弄个副高出来,不是我不同意,违反规定呢。”
许爱群看看没门,怏怏地说:“反正我的意见提出来了,同不同意,也就供你参考。”说完便走了。
王显耀看着许爱群离开的背影,心里不快。从座位上站起来,在心里说道:“还想当行长?”
他慢慢走到会客室,思忖道:“许爱群与夏天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型,许爱群明目张胆要官当、要待遇;而夏天,在群众中的影响和业务水平甚至超过了陈作业,他只要稍加活动就可以当个副行长或者行长助理,而且是顺理成章的事。但是,不知道什么原因,夏天好像不太愿意当班子成员。”
王显耀在办公室踱着方步,暗下决心:“不要依赖许爱群,在行政事务上拆分到办公室的黄蔓延等人,在主要业务上交叉用夏天、陈作业两驾马车。不能受制于人。”(未完待续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