妈妈老姐妹家的亲人是不依不饶的闹了许久,最终还惊动了警察。清算了贡品数量和价格,共计84块钱。公墓管理员认为这是84块钱闹大了不值,愿意给出赔偿,但是家属却说这不是钱的事,贡品那是寄托哀思的,他们觉得被伤害了情感。
双方吵得不可开交,警察也是很为难。
我想起之前来看我爸爸的时候,一束黄菊花也被瞬间偷走的事。可是谁会专门去偷死人的东西呢?
中国人是很传统的,人死为大,入土为安,人们会为逝者设灵位令牌,会用香火蜡烛,鲜花果品等上贡,是一种活人的思念和慰藉。不管这个家伙偷了多少贡品,对家人都是一种伤害。
我摇摇头,悄悄跟我妈妈说:“前几天我来看我爸,买的花儿也让人给偷了。”
我妈妈脸色骤变,显然是慌了一下,问:“你来看你爸爸……做什么?”
我没料到她的反应,忙说:“哦,没什么,就是忽然想念他了,来看看,跟他聊聊吧。”
“哦……没事,就少来吧,这公墓阴气这么重,对你不好。跟死人有什么话说的,你妈妈我不能听你倾诉吗?”她白了我一眼。
我讪笑着,说了是。
虽然这偷贡品的事在我看来绝不是偶然,但是我妈妈不爱惹事,我也就依了她,一同告别了逝者亲属,离开了公墓。
“这贼也是穷疯了吗?死人的东西也是拿得的?也不怕遭报应的。”我妈坐在车里,也有些愤愤。
我笑着说:“哪儿就来的报应?这人死了都不知道了。”
“你懂什么?”我妈妈想了想说,“我小时候听你外公讲过一个故事,是他亲身经历的事。跟这差不多的。”
妈妈说的故事,让我深感诡异。
动荡年代,我外公被打成封建余孽,关进了牛棚进行劳改。每天白天被监视着上山采石头,晚上回去写材料交代自己的“封建罪行”,吃不好,穿不暖,时不时还会被拉去批斗游街,过得惶惶不可终日。
有一天他们正在山上采石,天气不好,下了雨。但是看管他们的红卫兵认为,革命是头等大事,完成每天的任务指标才是关键。
红卫兵头目名叫刘胜利,站在至高处对着劳改犯们大喊:“毛主席教导我们,要不畏艰难险阻坚持革命。敌人的飞机坦克我们都不怕,这下雨算什么?你们是罪人,只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坚持改造,才能求得人民的宽恕,都给我好好干活去!”
外公是知道这个人的。他从小游手好闲,就因为祖宗几代都是特贫的农民,成分好所以很受重用,后来又因为举报***有功提上了大队长的职务。
他举报的所谓***,就是县中学的一个女老师,因为去上厕所的时候被他看到她把红宝书和月经带装在一个包里,被认为是***分子。那个女老师被揪住严刑拷打让她供出上级,还被强行灌了粪。女老师忍辱不住,供出学校的校长蒋爱民。刘胜利一听着名字“蒋爱民”,这不是蒋家的人吗?还爱民?凭什么爱民?于是抓了来扭送组织,得了个一等功荣誉,从此就成了看管牛棚的大队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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